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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是日本各地近年来十分关注的新型乡村再生战略。本文首先梳理了日本导入乡村支援员和乡村振兴支援队等人才支援政策的背景、内容、主要成果及实施评价。其次从乡村振兴的本质、人才回流支援、乡村组织模式等视角探讨该策略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日本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乡交流不断深化，以及面向乡村的财政补助政策重点转移到“人”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推动了人由城市向乡村回流并在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乡村的活化和振兴，形成了促进乡村就业与人才回流的良性循环。虽然日本与我国存在一定社会差异，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在促进人才回流、乡村治理以及城乡共生关系的形成上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如何吸引人才进入“头脑”日益枯竭的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邻国日本，与我国国情相似，也经历着城市化、老龄化、乡村人口减少和衰落等问题。19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曾出现人口向地方都市和乡村地区回流的趋势。1990年代后，乡村地区再次步入衰退。进入21世纪后，日本步入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时代，乡村空心化问题严重。同时，随着国际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资金、信息、文化以及消费品等跨国境流动加剧。为构建具有持续活力的乡村，日本开始主动出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4年实施的“地方创生战略”（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致力于吸引人（才）进入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进乡村振兴，并形成三者的良性循环。从中国目前的宏观背景看，沿海大都市生活成本上升、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竞争加剧等不利生活因素增多。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乡村的发展潜力也待重新评估。已有调查显示，“仅有10%~15%的流出劳动力在流入地稳定沉淀为不动人口”。中国人重视乡土观念，“叶落归根”符合传统文化理念。因此，吸引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逃离北上广”回归乡村不仅有可能为乡村振兴助力，同时也可成为缓解大都市病的双赢策略。因此，本文在梳理日本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援策略、成果、课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乡村振兴的可借鉴之处。国内已有诸多关于日本乡村振兴的介绍及相关政策建议，如乡村规划建设的政策演变、乡村振兴法律法规与机构设置、乡村振兴经验做法、农村环境治理体系、乡土价值观重建对乡村振兴的意义、乡村振兴路径、乡村驿站建设经验的系统梳理等。然而，对乡村振兴中的“人”的关注，局限于分析山区居民的定居意向和非常住居民对乡村振兴的作用，缺乏对乡村人才支援制度的整理以及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借鉴的探讨。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人才的培养可为乡村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提供高质量保障。2000年代中后期，日本开始实施乡村支援员制度和乡村振兴支援队制度等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策略，受到广泛关注。这10年来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案例可供研究。增加乡村活力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其要求乡村以开放的姿态去接收外部信息、接纳外部人才。城乡交流作为乡村增加活力的重要手段，于高度经济成长期的1970年代登上乡村振兴的舞台。这一时期的城乡交流主要指依靠补助金在乡村建设交流设施【在日本乡村建设交流设施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城乡间人、物、信息的来往。交流设施主要有具有复合功能的综合交流设施、农产品直销卖场、观光农园、农林渔业体验设施、农家餐厅、农产品加工设施等】。1987年实施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首次将城乡交流提升为国家层面的主要政策。同年实施的《综合保养地整备法》进一步促进了乡村大规模旅游设施的建设。由此可见，1990年代初以前的城乡交流以建设城乡交流的基础设施为主（图1）。然而，由于补助金是由中央政府下拨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其用途被严格限制且缺乏综合性、体系性和弹性，导致乡村建设了很多非必要设施，给地方财政造成了负担。
图1 日本乡村振兴策略的转型
1990年代后期，城乡交流转向以人为主的交流活动（图1）。1994年制定的《乡村停留型休闲活动基础整备促进法》，1998年的《国土规划》提出的多自然居住区域以及1999年的《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均提倡自然和环境理念，有力促进了城市居民以观光旅游的方式进入乡村，感受乡村魅力并进行消费。这一时期的城乡交流以短期的体验性观光和城市对乡村的单方面消费为主，久之容易引起交流疲劳。进入21世纪后，城乡交流进入城乡居民“协动”时代（图1），注重城乡居民主体间良好互动关系的形成。交流方式也从观光访问升级到城乡间的主动交流与合作，重视交流质量，注重以城市人的视角对乡村魅力再发现与再评价。同时，日本推行的结构改革加速了乡村衰退，亟须活用人才维持乡村功能、支撑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困难局面，日本乡村振兴政策由原来的“补助金”开始转向“补助人”。2000年代中期，日本导入“乡村支援员”和“乡村振兴支援队”等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策略。城市年轻人移居乡村的“田园回归”现象增多。因此，与偏向硬件设施建设的“补助金”相比，这一时期能支持乡村振兴人才建设的“补助人”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的人才支援乡村策略最早由非营利组织“NPO法人地球绿化中心”开始实施，主要支援城市年轻人进入乡村从事活动（表1）。其盛行是在2008年后，乡村支援人才策略其时被广泛导入。导入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2000年后日本推进的“平成大合并”【历史上日本先后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市町村（地方政府）合并，分别是明治大合并、昭和大合并、平成大合并。其中平成大合并始于1999年，执行至2010年3月底。其目的是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市町村的数量从1999年的3232个（市670个、町1994个、村568个）减少至2010年的1727个（市786个、町757个、村184个）】加剧了外围乡村的功能退化并引起了农业技术人员减少，亟须引入外部人才进行支援以维持乡村的基本功能。二是政府财政允许支付外部支援人才的人工费用打破了人才进入乡村的行政壁垒。人才支援乡村策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总务省的乡村支援员和乡村振兴支援队，以及农林水产省的“乡村工作队”【2015年“乡村工作队”与“乡村振兴支援队”的名称统一为后者】（表1）。表1 日本人才支援乡村的主要策略
乡村支援员制度由日本总务省于2008年创设。其主要目的是提高村民将乡村问题转化成自身问题的意识，同时强化地方政府全面把握乡村现状的能力，以实施对策，进而形成村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共赢关系。2008年总务省共录用199名专职乡村支援员，2017年该人数增加至1195人；兼职乡村支援员由2000名增加到3320名（图2）；导入的地方政府数量也由77个增加到303个。乡村支援员没有任期和区域条件的限制（表2）。其主要活动是配合地方政府综合把握乡村现状并为居民提供帮助。因此，乡村支援员需熟悉就任乡村，并对乡村振兴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地方政府一般委任熟悉乡村的内部人才为“乡村支援员”。乡村支援员的工作时间由地方政府弹性设定。乡村支援员所需经费由各地方政府事先编入预算，下一年度通过特别交付税的方式由中央财政返还。原则上每年给予每位专职乡村支援员的经费为350万日元，由乡村内部人员兼任则为40万日元（表2）。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工资，实施乡村各类调查，召集村民等开展乡村振兴对策讨论，制定乡村振兴对策等。表2 乡村支援员和乡村振兴支援队的比较
乡村支援员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图3）。第一，与地方政府协作，实施乡村综合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和家庭动向，医疗、福祉服务，生活环境，乡村村民互助情况，农地、森林、公共设施管理情况，区域资源，与其他村落的合作可能等方面。第二，将综合调查结果反馈给村民和地方政府，并作为召集人组织村民、地方政府、外部专家等就乡村的现状和问题以及乡村振兴方案等开展讨论。第三，根据乡村综合调查结果和协商制定的乡村振兴对策，积极落实各项方案。对策包括保障乡村交通，推进乡村移居、城乡交流，活化乡村特产，提供老人服务活动，继承乡村传统文化等内容。
图3 乡村支援员的主要工作
2009年总务省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支援队制度。制度设立第一年即录用了89人，2017年录用人数高达4830人（图4）。导入的地方政府也从2009年的31个增加到2017年的997个，超过了地方政府总数（1741个）的一半。
图4 乡村振兴支援队员人数变化
乡村振兴支援队不同于乡村支援员，其任期为1~3年（表2）。任期内队员在乡村生活，并从事农林水产业、水源保护、环境保护、乡村居民生活支援等乡村振兴相关活动。队员经费为400万日元，其中工资和活动经费各为200万日元。除队员经费外，中央政府还可通过特别交付税的方式拨给每个地方政府资金，按每人不超过200万日元的标准资助其录用队员。队员在任期结束前一年和后一年内在同一地区创业和就业，将会获得每人100万日元的补贴。与乡村支援员制度重视挖掘乡村“内部人才”不同，乡村振兴支援队注重吸引“外部人才”。因此，乡村振兴支援队无需像乡村支援员一样，熟悉就任乡村、有乡村振兴经验和知识储备等，只需要其来自规定内的流出区域，包括以下都市圈（图5）：第一，以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为主的城市区域；第二，三大都市圈外的政令指定城市，如札幌市、仙台市、静冈市、京都市、广岛市、北九州市、福冈市、熊本市等。与流出地相比，流入地囊括三大都市圈城市区域外的所有区域。
图5 乡村振兴支援队员流出地
乡村振兴支援队员的活动分为三类（图6）。第一，以解决村民生活中的困难为目的的支援活动，如看护老人、村民就医、购物等生活支援。主要对象为个体，重视支援的数量。第二，以创建美好乡村环境和社区为目的的社区支援活动。主要包括对水源地和道路的清理（扫）和修复，乡村传统文化和手艺的复兴，传统活动的组织，农业水源保护和管理，环境保护等。主要对象为乡村社区，重视支援活动的质量。第三，在符合乡村价值的基础上活用乡村特色并为价值创造活动制造新的机会。主要有乡村品牌开发，农产品销售与宣传，扩展与城市的交流和教育活动等。这类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队员与乡村及其村民的充分信任，重视支援活动的质量；同时其能为乡村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并提供创业的可能，更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实施。
图6 乡村振兴支援队的主要支援活动
根据一般社团法人移居/ 交流推进机构（JOIN:Japan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l Migration）调查（表3），支援队员以男性居多，男女比例为6∶4。队员主要由年轻人构成：占比最多的是25~34岁年龄层（4成），其次是35~44岁年龄层（3成），18~24岁和45~49岁各占1成。表3 乡村振兴支援队员的主要特征（2018年统计）
队员流出地中，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比例最高（46.8%），比大阪府和京都府所在的近畿地区高出1/3。就任地依次为中部地区（23.1%）、九州地区（14.3%）、北海道（12.4%）、东北地区（12.8%）等外围地区（表3）。队员中，有工作经验的公司正式员工居多（43.8%），其次是公司合同工（13.0%）和兼职工（12.4%）；学生（7.1%）和个体经营户（12.0%）也占一定比例。支援队员的应聘动机可大致分为四类（表4）。第一类，活用能力和经验为乡村活化做贡献。特别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参与乡村振兴活动的年轻人增多。根据JOIN的调查结果，这一类型的队员约占3成。第二类，将支援队的作作为未来定居乡村的铺垫。支援队员多来自城市，在乡村扎根需要过渡期。支援队的工作可为他们在乡村定居作准备。这一类支援队员占14%。第三类，期望在家乡工作或在乡村创业。近年希望从事乡村振兴工作或期望在乡村创业的日本年轻人增多。第四类，憧憬乡村生活或希望通过乡村生活找寻自己。在日本，年轻人前往乡村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对城市年轻人来说乡村也是一种非日常空间，有助于重新审视自己、找到人生目标。表4 乡村振兴支援队员的应聘动机
青森县位于日本本州岛北部，北与北海道隔海相望（图7）。弘前市是青森县西部的经济和文化中心，2006年由旧弘前市、岩木町、相马町合并而来。2015年该市人口为178733人，老龄化率为28.7%。该市合计录用乡村支援队员20名，目前在任7名，主要在相马地区和岩木地区活动。2015年该市相马地区与大学合作开展的乡村振兴支援队活动被总务省选为典型案例之一。
图7 青森县弘前市地理位置
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不同于以往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录用乡村振兴支援队员前，准确识别村民的态度和导入时机至关重要。若村民没有同意引进支援队就强行引进支援人才，容易引起村民与支援队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引入前需厘清乡村存在的问题，明确乡村愿景，以形成引入外部人才的村民共识。在2015年引入乡村振兴支援队前，青森县弘前市相马地区依托当地大学，对是否引入和怎样接收队员等问题进行了严密且周到的调查论证。2012年，通过对乡村的全方位调研摸清了问题和优势，明确了该地区依托农业合作组织（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简称农协）为主体实施农业振兴的策略。2013年，通过分析乡村主体和设施的现状调查结果，指出该地区的乡村振兴应着力于吸引年轻人参与。2014年，通过多次召集村民，县内外支援队员，大学、政府、总务省等相关方开展座谈会，最终达成了引入乡村支援队员的共识。青森县弘前市相马地区在制定愿景和形成村民共识后即设立了乡村振兴支援队员工作支持协议会，构建支持网络协助队员开展工作，解决队员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该协议会由各级地方政府、农协等乡村重要组织代表和乡村居民代表组成，适当活用了外部力量，由大学教师担任外部专家顾问和外部协调员（图8）。协议会下设4 个工作小组，括工作创造小组、居住环境整备小组、队员选拔和制度宣传小组、生活支援小组。
图8 相马地区乡村支援队员的多层次支持网络
在引进外部人才入乡村时要重视人才与乡村的匹配问题。在招聘支援队员前，乡村要基于愿景明确所需人才的工作任务。为减少工作中的冲突，招聘简章中需明确规定队员的工作内容、身份、任用条件和工作条件等。基于愿景，青森县弘前市相马地区将乡村的信息宣传（如网页制作、利用社交网络服务进行宣传策划等）作为招聘队员的主要方向，并根据队员的能力和乡村需求对招聘要求进行了灵活适当地修改。其次，该地区为队员制定了在本市乡村从事各项工作的规则，以保证支援队员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一，明确了支援队员在乡村以公务员身份从事工作。JOIN在2018年对全国乡村支援队员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成的支援队员都受雇于当地政府，以公务员身份从事活动。第二，详细规定了队员的工作责任、工作时间、个人时间、活动经费保障等。同时，相马地区重视支援队员在乡村工作的环境。为帮助支援队员获取知识、构建网络，相马地区积极为支援队员提供各类培训。这有助于队员在解决眼前问题的基础上开展新活动，也有助于不同地区的队员交流形成合作网络。与处于相同立场的队员交流有助于其理解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共享解决对策，促进乡村间的合作。乡村村民与支援人才间缺乏交流、共享、互动，容易引起冲突，将导致人才支援制度难以实现乡村愿景。因此，在队员开始支援活动前，地方政府要与村民再度确认接收队员的目的，并对队员的个人情况和工作责任进行公示。青森县弘前市在支援队员入职前对其实施为期2天的入职指导，由市政府各部门相关负责人详细讲解引入支援队的目的、对队员的期待和要求、政府办公人员的相关规定与年度预算等，进而明确队员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市政府的相关部门将提供队员的相关信息给各町会长，也将简单介绍分发给对应区域的村民，还指定相关部门人员对队员工作、生活等提供全方位帮助。其次，为队员从事乡村支援工作提供周到的支持。青森县弘前市相马地区以外部协调员为中心，以支援队员、当地年轻人、外部大学生为主要成员，召开乡村工作会议。工作会议内容包括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策划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方案，定期向乡村支援队工作支持协议会报告工作进度等。这可以促进队员与当地学生和年轻人交换信息，也可以帮助队员更好地制定乡村支援工作计划。另外，队员准备实施各种乡村振兴活动前，乡村支援队工作支持协议会的工作创造小组会积极借助大学、农协、政府、当地带头人、媒体等各方的力量为队员募集创意，同时召集当地村民对创意的可行性进行缜密论证。当问题发生时，工作创造小组队员与支援队工作支持协议会其他小组人员通力协作，分析问题发生的过程和原因，共享解决办法。最后，营造外部人才安居的福祉环境，解决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相马地区的乡村支援队工作支持协议会的居住环境整备小组通过与当地居民协作，将村内的空房子重新装修后供支援队员居住。而生活支援小组则负责队员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并为队员提供生活、育儿等方面的信息。大多数支援队员在任期结束后仍继续从事乡村振兴活动。据日本总务省2017年对任期结束队员（2230人）的调查报告，63%的队员在任期结束后依然在其所支援乡村（1075人）及附近地区（321人）继续居住。移居到其他乡村居住的队员人数为155人（占7%）。继续在支援乡村居住的队员，其就业方向的比例分别为就业47%、创业29%、农业14%。与201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创业比例大幅增加。其中，创业者的行业涉及餐饮业（咖啡店、农家餐厅等）、零售业（面包店、移动销售、农产品的网络销售等）、住宿业、乡村振兴支援业、旅游和移居交流业、出版和广告业等；就业者的行业包括旅游业、乡村振兴支援业、农业法人、森林协会、医疗福祉业、六次产业【“六次产业”一词由日本农业经济学者今村奈良臣于1990年代提出。具体指：鼓励农业生产者进行多种经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流通业等服务业和旅游业，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实现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六次产业强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相关行业等。另一重要成果是，人才支援战略给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可能，促进了乡村创新和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例如，位于日本海附近的新潟县十日町市池谷村落，属于多降雪区域。高度经济成长期后，其人口持续减少，2010年该村落人口仅为6户13人，老龄化率高达62%，被称为随时可能消亡的“极限村落”。然而通过东京原经营咨询公司支援队员的努力，成功实现了村内生产的大米、蔬菜、农产品加工品的商品化和品牌化。在结束任期后支援队员以池谷村落为中心成立了“NPO法人十日町市乡村振兴施行委员会”，继续开展乡村振兴的支援活动。如开展吸引城市人到村落体验农业和雪国生活的活动，并与县和市等协作实施乡村移居座谈会；此外，通过云基金和故乡纳税等方式募集资金在村落建新房供农业移居者使用。这些措施吸引了外来人和更多乡村支援队员等前来居住，成功实现了该村落的人口增加。2017年，池谷村落的老龄化率下降到38%，成功摘下“极限村落”的牌子，被称为“奇迹的村落”，因此受到瞩目。另外，位于日本四国地区的德岛县三好市在采购经验丰富的东京支援队员的努力下实现了再生。原为杂货店员的队员通过与乡村带头人合作，规划和运营了宇田津市场（Udatsu marché）。通常的市场以贩卖当地农产品为主，三好市的宇田津市场充分活用队员在东京杂货店的工作经验，着手销售手工艺品等杂货以及伴手礼，吸引四国各地以及对岸本州岛冈山县的人前来购买手工艺品。该队员在任期结束后离开了该市，但作为当地NPO的理事继续支持市场的运营。此外，该市还吸引了新的移居者和企业进驻，通过活用荒废的学校校舍建起青年旅社、咖啡店等设施。如上，乡村振兴支援队员不仅亲身投入乡村振兴工作，也在吸引着更多年轻人入驻乡村从事振兴活动，以此形成了良性循环。乡村振兴支援队等人才支援策略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类问题是队员与乡村及政府相关部门在某些乡村振兴活动上存在态度上的差异，导致振兴活动有时无法顺利开展。第二类问题是乡村对支援人才的要求与支援人才的特长有出入，导致队员的实际支援工作与理想的支援工作不一致，在乡村工作时的实际冲击（real shock）也困扰着队员。第三类问题是乡村和地方政府的接收机制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对队员自由放任或过度束缚。同时部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队员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培训，容易造成乡村居民和队员间的隔阂，导致居民把队员当外人看，队员无法融入乡村社区等。虽然我国与日本在社会制度、城乡关系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日本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制度仍然值得我国借鉴。以下主要从乡村振兴的本质与模式、人才回流、乡村治理模式三方面进行探讨。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与时俱进地不断赋予乡村新价值。如何借助乡村资源持续发掘其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环境价值等），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新价值无法在封闭的内部环境中产生，只有通过与外部异质系统的不断交流，才会发现新的乡村发展模式，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作为与外部系统交流的重要手段，日本大力开展多层次的城乡交流活动，充分活用城市居民的视角重新评估和发掘乡村价值。城乡交流活动的深化和外部人才不断加入乡村振兴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再生。乡村如何主动将日益重要的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结合以促进乡村振兴是亟须关注的课题。纵观日本乡村振兴的历程，其可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些许经验借鉴。乡村振兴首先要扩大城乡交流规模，在此基础上注重对乡村内部人才的培养，同时吸引外部人才参与建设。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头脑”被掏空的乡村也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瓶颈。能否活用内外人才实现高质量的振兴决定乡村振兴的成败。同时，中国乡村振兴的模式没有标准答案。它不是建立一个通用的模版，让所有乡村照搬和模仿；而是重视将乡村资源和人才进行优化组合，打造属于每个乡村的特色振兴模式。如何引导人才回流是基于人才支援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日本的乡村人口回流出现于1990年代，盛行于2000年后。初期以城市退休人员回乡从事农业为主，目前回流人员以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乡村也由“安度晚年的地方”转向“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日益增多的年轻人“回归田园”已成为日本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我国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扩大城乡交流、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已成为乡村振兴的迫切需求。脱贫攻坚以来，我国也一直在派大量人员驻村进行实际帮扶，动用了大量的政府及企业资源，从行政、经济、产业、文化等各层面尝试加快城乡流动。随着进入乡村的外部人才增多，需要关注如何为他们提供立体保障以促进工作的有效开展。日本的人才支援乡村振兴战略启示我们，在接纳外部人才的过程中完善乡村内部建设是乡村可持续振兴的重要保障。在接收前需重视乡村愿景的制定以促进村民凝聚共识。在此基础上确定乡村是否引入外部人才以及引入怎样的外部人才。这些举措有助于解决外部人才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同时，乡村居民间形成引进人才的共识也有助于减少外部人才在乡村实际开展工作时产生的矛盾。其次，当支援人才进入乡村后，重视协调人才与乡村、外部人才与内部居民的关系。由于人才的价值观念和个人优势不同，需考虑怎样实现人才效用的最大化以及如何在乡村合理配置人才资源。乡村与人才间缺少交流、互动、共享容易导致冲突，也使得人才支援制度难以实现设定的目标。因此，建立囊括乡村多样主体的立体协作网络来帮助解决外部人才“工作”“居住”“社区”三大方面的问题尤其重要。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以激发村民主体性为基础的乡村振兴方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巩固与发展乡村自组织模式是十分必要的。需注意的是，乡村自组织不代表其与外界的隔离，反之，它注重在与外部的不断交流中巩固加强各类纵向和横向网络，以提升乡村自主管理和自主经营能力，进而与时俱进，持续赋予乡村新价值（图9）。
图9 乡村自组织模式与乡村振兴策略
在我国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要紧紧依托乡镇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等开展工作，加大力度促进乡村内各类人才的协作并积极引进外部人才，实现乡村振兴中最重要因素“人”的振兴。具体而言，可由乡镇党支部和政府人员、县市有关部门人员、村民代表、乡村支援人才等共同组成乡村振兴工作组，深入乡村进行综合调研，了解乡村的发展历程、文化背景、人文风情，充分听取村民意见并予以信息公开。动员城市和乡村等社会力量和资源，积极支持开展对乡村的人才支援，推进内部村民和外部人才的相互协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在实施层面上，工作坊是激发村民主体性的一种有效方法。目前我国也正在推进乡村规划师制度，以有力的举措吸引专业人才扎根乡村，因地制宜，做好规划。然而，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制定出好的规划和规划的落地实施同等重要。因此，依照乡村规划师的能力适当调整和扩展其工作内涵，培育一部分规划师成为工作坊引导员，不仅有益于乡村规划的落地实施，也有助于激发村民主体性，促进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作者：刘云刚，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院长。ygliu@scnu.edu.cn陈林（通信作者），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chenlin2003@foxruail.com宋弘扬，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生。songhy@humgeo.c.u-tokyo.ac.jp扫码关注“开放科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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